浅析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全文如下：

　　伽达默尔早期一直致力于柏拉图哲学研究，其哲学诠释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伽达默尔回到柏拉图哲学，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发现柏拉图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不断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诠释学理论。伽达默尔追溯古希腊哲学的起点便是苏格拉底的善的问题，其问题的展开方式便是对话，而对话实现的条件便是语言，围绕柏拉图对话展开的是善、对话、逻各斯等一系列问题。

　　一、善的混合

　　伽达默尔在分析柏拉图哲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善的问题是柏拉图哲学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思想体系的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提出了善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人的无知。他说：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进而通过对控告人的指责引出善的问题：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被认为拥有杰出的智慧、勇敢，或其他美德，但他们却使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这是一种耻辱。可见，善的知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通过认识你自己而获得的，自知者才会获得善的知识。诚然，伽达默尔已经看到，与神话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你自己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存在，这种人类的善自一开始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的考虑而提出的，这里已经有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萌芽。

　　柏拉图在后期著作的论述中进一步将理念与现实分离，由此揭示了理念在现实事物中分有的困难。分有问题是作为理念的普遍性与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的内在矛盾而提出的，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具体阐明了这种矛盾。伽达默尔认为，《巴曼尼得斯篇》仅仅是柏拉图对内在矛盾的澄明，而非对理念论的批判，柏拉图由具体事物对单一理念的分有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伽达默尔从这一转向中发现了柏拉图哲学中的诠释学价值。在《斐洞篇》中，苏格拉底说：我并不热衷于使自己所说的话在听众心目中显得真实，以为那是次要的事，主要的是使我自己相信它。在这里，苏格拉底就已经提出澄明自身存在的要求，这种要求后来表现为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对混合中的善的探讨。

　　伽达默尔在此看到了一种以混合形式呈现的逻各斯的内在要求、一种倾听的哲学的内在本质，他说道：我们所关注的唯一对象就是事情本身，即真正善的东西。[3]柏拉图在吸收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和巴曼尼得斯的一与多的矛盾，提出理念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阿那克萨戈拉的混合与分离思想。对柏拉图来说，善存在于混合之中，善的混合作为一种真正的混合包含尺度与秩序，同时，这种混合作为事物的原因而被柏拉图提出，这与伽达默尔理解的前见是相对应的。在《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就真正的推理和正确的意见、快乐相比何者更为优秀的问题展开了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认为快乐同知识一样，它们永远是一又是相同，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它一经开始就永远存在，它是最确定的单一，然而它后来可以存在于有产生的无限多的事物中――它是一种可以同时在一与多中发现的相同的一。[1]182

　　柏拉图提出通过数目和尺度来确定这个一是什么，而作为混合中的尺度和秩序可以是不同比例的，这恰恰展现了一与多的矛盾，柏拉图意在通过数来确定居间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系统的整体视域，而这也是柏拉图寻求灵魂和谐、宣传哲学教育的宗旨所在。善的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既能反映出柏拉图哲学的一体性，又能作为构建哲学诠释学的范型，因为伽达默尔在混合之中看到了某种特殊的诠释学经验，而这种混合在理解的过程中表现为视域之间的融合。

　　另外，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巴曼尼得斯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理念分有说的诘难促使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从而转向了逻各斯的问题。巴曼尼得斯指出了理念分有的困难，却未否定理念论。他认为：如若因为顾到现在刚讲的一切困难，以及其它类似的困难，否定有事物的相，如若他关于每一类事物不分别相，他将不能将他的思想向着任何处所转移，因为他否认每一类事物的相是恒久同一的，并且这样他完全毁灭了研究哲学的能力。

　　同样地，伽达默尔认为分有说的困难仅仅揭示了一种数的结构，而这种数的结构总是指向与某物的同存。这种存在着一与多的矛盾逻各斯问题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共同基础，亚里士多德正是由此出发区分了两个本体，并提出了实践的智慧。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实践智慧虽然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但从善的问题的始源性层面来看，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柏拉图哲学有更深的渊源。

　　可见，善的问题构成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线索，而柏拉图所提出的混合问题，经过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改造后，成为其视域融合理论的要素。柏拉图对混合问题的揭示，或者说，对善的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柏拉图的对话也是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话的开放性和问题意识

　　柏拉图是通过对话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因而对话在柏拉图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柏拉图的对话以善的混合为起点，伽达默尔从这种混合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诠释学经验：我们被某种东西所支配，而且正是借助于它我们才会向新的、不同的、真实的东西开放。柏拉图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巧妙地把躯体的事物同精神食粮作了比较：如果我们能拒绝前者(例如，根据医生的建议)，那末我们总是早已接受了后者。

　　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试图引导对方在对话开始之前就某一方面达成一致，且不论对话双方是现实的苏格拉底与别人的对话，亦或是柏拉图在主观上的虚构，伽达默尔所要强调的是这种作为对话前提的善良意志，即承认对话双方的前见及地位。因此，对话总是要求两者都具有相互理解的良好愿望[7]20。在柏拉图的文本中，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方式，使得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同时认识到X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柏拉图的对话总是保持一种开放性，真理在这种开放的对话中发生。

　　在柏拉图对话中，作为引导者的苏格拉底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对话理论中成为一种问题意识，伽达默尔尤其强调问题在对话中的优先性，正确问题的提出规定着理解的方向。他说：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我特别喜欢有关苏格拉底同智者们争论、用他的问题使他们陷于绝望的描写。[6]12柏拉图对话是作为文本形式而展现的，与现实的对话不同，文本对话是在读者主观内重构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由于时间距离所造成的疏异化阻碍了读者的理解，因而读者的问题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够限制对话展开的范围，更能够引导对话展开的方向。正如苏格拉底在《斐洞篇》中强调的，如果问题提得正确，人家是能完全正确地回答的。

　　问题意识在对话中作为引导者能够将对话结果引向众多可能性，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对话正是一种以合理的问题提出为起点，基于一与多的关系的辩证过程，是一种伙伴之间平等地展开的商讨式的对话[8]。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还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话，都是参与善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有些苏格拉底的对话并未有直接的结果，却展现了这种活生生的文学形式的特征。对话双方就某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即获得双方的一致意见，这是对话发生的效用所在，这种一致意见介于对话双方之间，是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

　　诚然，伽达默尔在其早期对柏拉图对话的探讨中既揭示了柏拉图对话的伦理维度，同时也展现了对话在现实中的应用性。伽达默尔晚期论述友谊和团结等问题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友谊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朋友之间存在着互相被信任的真实关系;

　　第二，朋友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

　　第三，朋友之间的一方总是能在对方找到自身的存在，或者说赋予对方以存在，即从对方身上能够获得自我的认知。